据中国检察网一则起诉书显示，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兼法人为增加公司进项税发票，抵销公司药品类业务应缴纳的高额税款，决定通过非药品挂靠业务、捆绑业务模式虚开专票。取得北京**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几十家公司开具的专票12665份，发价税合计49余亿元，均已认证抵扣。
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
2015年上半年，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某为增加公司进项税发票，抵销公司药品类业务应缴纳的高额税款，决定通过非药品挂靠业务、捆绑业务模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让被告人马某某、王某某、杜某某自己联系上游供货公司（下称“上游公司”）和下游购货公司（下称“下游公司”），将从上游公司购买的手机等电子产品直接销售给下游公司，上游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给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。被告人马某某、王某某、杜某某按票面金额的一定比例获取开票费。

被告人李某某自2015年9月任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并于2016年年底兼任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负责公司日常管理工作，参与决策开展非药品挂靠业务、捆绑业务，并在给马某某、杜某某、王某某的返利付款申请单上签字。

被告人任某某自2016年12月底任**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，将马某某、杜某某、王某某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入账，负责发票的认证抵扣、在返利付款申请单上签字、向上游公司打款等工作。

被告人孙某某自2017年4月任**物流公司采购部经理兼**商业集团业务副总助理，潘某某离职后负责和马某某、王某某洽谈对接挂靠业务，介绍杜某某开展挂靠业务，制作合同、出库单，根据药品销售计划的利润空间和马某某、杜某某、王某某确定每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，接收马某某、杜某某、王某某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制作返利付款申请单并签字。

2016年至2018年，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在未实际购进货物的情况下，经被告人马某某、王某某、杜某某联系，取得北京**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34家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2665份，发票金额41余亿元，税额7余亿元，价税合计49余亿元，均已认证抵扣。经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税务局稽查局认定，上述发票不得抵扣进项税额。因增值税税率调整，上述发票的税额为5余亿元。

被告人李某某作为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和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明知上述情况参与上述全部业务。被告人任某某作为分管财务的副总，明知上述情况，自2017年1月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33余亿元，税额5余亿元，价税合计39余亿元，因增值税税率调整，上述发票的税额为4余亿元。被告人孙某某作为采购部经理，明知上述情况，自2017年4月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23余亿元，税额3余亿元，价税合计27余亿元，因增值税税率调整，上述发票的税额为3余亿元。

2016至2018年，被告人王某某伙同许某某（在逃），经吴某某介绍，明知其联系的上下游公司均与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，而通过其联系的北京**科技有限公司等34家公司向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金额26余亿元，税额4余亿元，价税合计30余亿元，均已认证抵扣。因增值税税率调整，上述发票的税额为3余亿元。被告人王某某、许某某获得返利9400余万元。

2017年至2018年，被告人杜某某，经被告人孙某某联系，明知其联系的上下游公司均与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，而通过其联系的的北京**科技有限公司等13家公司向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金额2余亿元，税额3867余万元，价税合计2余亿元，均已认证抵扣。因增值税税率调整，上述发票的税额为2900余万元。被告人杜某某获得返利1399余万元。

综上：

被告人王某某介绍虚开专票税额共计3余亿元；

被告人杜某某介绍虚开专票税额共计2957余万元；

被告人李某某虚开专票税额共计5.4余亿元；

被告人任某某虚开专票税额共计4.3余亿元；

被告人孙某某虚开专票税额共计3余亿元。

法院认为：

被告人王某某、杜某某，介绍他人给山东**医药物流有限公司、济南**药业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数额巨大，被告人李某某系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，被告人任某某、孙某某系直接责任人员，五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零五条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